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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高院提供的公开资料显示，罗某系该省绵阳市一建筑工地工人68ky开元，建筑公司为其购买了工伤保险。2018年7月19日，罗某在工地作业结束时，突然晕倒68ky开元，一周后医治无效死亡。8月2日，罗某家属申请司法鉴定，鉴定认为“罗某符合中暑后突然晕倒68ky开元，头部着地，致脑挫裂伤出血梗死，继发大叶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死亡”。

“即便是具有热射病诊断资质的专业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非常慎重，通常需要在材料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才会作出这方面的判定，而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职业病的诊断与鉴定过程中怠于履行法定义务，不愿意配合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资料，阻碍劳动者职业病诊断申请。”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四川省法学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玲教授说。

2021年，罗某家属向绵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依职权开展走访调查68ky开元，核实罗某发病当天现场状况、天气、工作场所温度、目击证人证言等事实。与此同时，经罗某女儿申请，检察机关协助提供相关资料，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于2022年4月作出《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载明罗某为“职业性中暑(热射病)”。绵阳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职业病诊断证明》属于行政诉讼新证据，提请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

“近年来，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出现，职业性中暑患者逐年增多，其中露天作业、体力劳动者是高发人群，但实际申请职业病诊断或诊断成功的并不多。”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案件咨询律师专家组成员王恩慧认为，此次省高院和省检察院联合推动该案件落地，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涉及这一类别职业病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睡眠”条款。

贺玲同时提出，针对此类劳动争议案件，需要行政、司法、社会团体等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将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置于重要位置，帮助和支持陷入困境的劳动者，协同助力劳动者职业病的工伤认定。比如，行政机关应强化资源利用和重点监测，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司法机关应依法公证裁判和定纷止争，充分考虑劳动者享有获得劳动安全保护、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工会等组织则应强化宣传培训和教育引导，从源头预防职业病的发生。